晋能清洁能源公司的光伏风电一体化项目。

资料图

　　读完《能源神话与现实》后，发现本书在写作动机方面与美国经济学家丹尼尔·史普博主编《经济学的著名寓言》一书非常相似。丹尼尔·史普博因为发现“一些被广泛接受的经济学寓言或故事传说只是传播错误观念的神话”，但惊讶于“它们对经济学家的吸引力却一直难以消除，并且在无数讲堂、教材和学术讨论中被屡屡引用”，即使有学者发表文章纠正这些故事的错误和澄清历史真相后依然流传不止，因而将很多流传甚广，并经学者细致考证后的经济学寓言集结成书。而《能源神话与现实》一书告诉我们，“能源神话”同样重复着“经济学寓言”的“故事”一再上演。如同美国经济学家丹尼尔·史普博一样，《能源神话与现实》的作者瓦茨拉夫·斯米尔在书引言部分也强调“所谓的神话很少能被抹去，甚至减轻其影响力都不容易”。因为对缪见的坚信，同对客观现实的理解和对不安事实的接受一样，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两位学者的上述言论发人深省，同时也提醒我们要警惕人类思维的固有“局限”。

　　瓦茨拉夫·斯米尔是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UniversityofManitobaWinnipeg)环境学院教授，研究领域广泛。2010年，他出版了两部有较大影响的著作：《能源转型》(EnergyTransitions)和《能源神话与现实》(EnergyMythsandRealities)。

　　《能源转型》一书在写作风格上更偏重学术，论证过程更为严谨。斯米尔教授从能源利用“原动机”更替演进及效率提高的视角，描述了人类能源利用史中从植物能源向化石燃料转型的长期历史进程及其特点，深入考察了英国、法国、荷兰、美国、日本、中国、俄罗斯和沙特等八个国家能源转型历史进程及其特点，揭示了植物能源向化石能源转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斯米尔指出，推动植物能源向化石能源转型各类原动机(内燃机、电动机，燃气轮机等)将继续在各自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目前还没有任何新的技术能够对其构成威胁。历史经验表明，能源系统作为现代社会最复杂、资本集中且体量庞大的基础设施，具有强大的内在惯性。我们的决策可以加速能源系统的转变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能源发展的自然属性。尽管“历史不能告诉未来”，但过去的能源转型的部分经验仍然可以给未来的能源转型提供借鉴，特别是在能源转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方面。并且，未来的能源转型更具挑战性和旷日持久。

　　《能源神话与现实》则偏于科普。正如斯米尔教授所言，该书采用了“直截了当、用事实说话的叙述手法”，因而大众阅读体验更佳。本书重点研究了8个“能源神话”，其中3个属于存续时间长、受关注度高，且预测误差大的“神话”，分别是“电动汽车的美好未来”“便宜得无法计量的核电”和“分布式能源能够保障未来的能源安全”;5个是作为新闻媒体焦点的“神话”，分别是“石油峰值很快就要到来”“通过二氧化碳能够实现持久的化石燃料文明”“生物燃料能够满足交通燃料需求”“风力发电就能满足人类电力需求”和“向非化石能源转型能够较快实现”。

　　《能源神话与现实》细致考证了上述“神话”的起源与演变，从能量回报、技术可行性及其演变、经济可行性等多角度综合分析，语言通俗易懂，但逻辑仍不失严谨，达到了作者在书中所言，揭穿“能源缪见，使我们对复杂能源事件的认识更加真实”的目的。

　　当然，因知识背景不同，所得也必有差异。对我而言，斯米尔教授对“神话”的剖析，使我了解：人类对电动汽车美好未来的憧憬起源于19世纪末，贯穿于整个20世纪，但屡屡落空;石油峰值的“神话”竟然与人类文明的终结相联系的;生物燃料不可能替代美国交通燃料，因为如果美国的汽油需求量都用玉米乙醇来满足，玉米种植做需要的耕地面积比美国全部耕地面积还多20%;分布式能源的地位竟然被支持者夸张到能够保障未来人类能源安全高度。读完《能源的神话与现实》，我发现所谓的能源神话，并不是因为其中的“能源事件”不正确，而是因为其被过于夸大而成为“神话”的，与“核电”“石油峰值”“分布式能源”“生物燃料”“风力发电”等有关的神话莫不如此。

　　《能源转型》与《能源神话与现实》两书虽然风格不同，但都体现了斯米尔教授一个理念：客观、理性地理解能源转型和能源问题。这种务实而客观的分析所揭示的“化石能源仍将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能源基础”这一事实，可以使我们对未来能源转型的长期性和挑战性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但也可能会成为当前化石能源企业强化自身政策影响力的“依据”，或者可能会让有些读者产生消极观念，认为可再生能源“没有前途”，从而对当前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因此，《能源神话与现实》对中国读者理解我们当前的能源转型及其存在的问题，就不够“解渴”了。

　　中国与欧美等国一样，当前都面临着碳减排约束下的化石能源向非化石能源转型。然而，我国作为一个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发展中大国，与欧美国家相比，能源转型的的难度和复杂性要大得多。

　　一是能源消费体量大。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按照BP世界能源统计的数据计算，2014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量为29.72亿吨油，相当于德国的9.6倍，日本的6.5倍，英国的15.8倍。

　　二是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均未完成，能源消费总量在一段时期内依然有继续增长的内在动力。而德国、日本、英国和其他后工业化国家已经进入能源消费总量下降阶段。

　　三是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占比极高，而作为化石能源中“清洁能源”的天然气占比非常低。2014年，煤炭占我国一次能源消费份额为66%，全球仅次于南非(70.6%)，是世界平均水平(30%)两倍多;天然气份额仅为5.6%，属于全球最低的国家之一，而世界平均水平为23.7%。

　　四是碳减排压力大，时间紧。2014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为97.6亿吨，居全球第一。2000～2014年，二氧化碳排放年均增长7.6%。2014年11月12日，中美两国在北京发布“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国承诺到2030年碳排放达到峰值。虽然近几年碳排放增速下降将快，但中国碳排放要从目前的增长下降到零增长，仅有十五、六年的时间。

　　总之，无论从能源的量级，能源需求的增长，还是能源结构和碳减排目标看，我国的能源转型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其他国家所难以想象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首要任务不是盲目模仿发达国家能源转型的模式与路径，而是要在碳减排约束下，从我国实际出发，寻找一条符合自身特点的能源转型模式与路径，系统推进，统筹掌握能源转型的步骤和节奏，以尽可能低的成本推进能源转型。而这些，正是拙作《国家能源转型：德、美实践与中国选择》所遵循的逻辑。